上海の芸大院に来て半年。期末レポートで今学期授業の感想を書きなさい、と大雑把な課題が課された。ここ半年だらだら考えたことを書いた。

老师在上课中常常谈到“生活”，引发了我对这一概念的思考。 来到上海半年，我经历了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比如过往自己没用过的中国软件、比日本发达的电子化的技术、在地铁如囚徒困境般不排队抢位子行为等，接触到与日本不同的社会体系和主流价值观。这种文化冲突给我带来了冲击和压力，也促使我更加深入地思考生活。
为了了解新的环境和人的生活，我选择了我最喜欢、最能让我放松的方式：散步。 边走边看，我思绪万千。我本科时住在台南，那是一个小城市。与西欧城市规整的街道不同，台南的建筑风格更接近东南亚，人们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而做成的，街道也显得杂乱无章。二战对台南的影响较不大，所以街道规划基本沿袭战前设计，这也造成了如今的交通问题。然而，保留下的古建筑和流动的人群却让人感到温暖，对于当地生活人来说，台南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

但喜欢在台南散步，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舒适。 台南街头上，有些人无所事事，在街上闲逛或发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有些人只是呆呆地看着人或坐在凳子上。这种现象在大城市是看不到的。

去年我在东京工作，每天在地铁上看到最多的景象是：看手机的上班族、背英语单词的学生、以及睡觉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明确的目的：为了看经济新闻刷手机、为了考试背单词、为了利用通勤时间补觉。而台南街头那些漫无目的的人，他们只是在街上行走、发呆，没有任何目的。或许他们有自己的目的，但我们无法看清。
人是建筑和街道的设计者，而建筑和街道也反过来规定了人的生活和节奏。台南街头那些“存在”的人，让我想起了曾经在印度看到过的景象。他们不是为了目的而做事，而是单纯地“存在”着。

在上海生活半年，我注意到这座城市的光影、建筑、商圈和街道设计，都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它不愧为魔幻城市，其街道比日本任何其他城市都更能体现资本主义的活力。
有人用“死人脸”来形容东京人，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也受够了这种陈词滥调。东京人是有生命的，事实上没有人在脸上蒙一块白布。
也许，东京街头只存在有生意要做的人。他们从家里出发，前往目的地，因为他们有事要做。人们有不同的任务：工作、购物、吃饭。只有在到达目的地时，他们才会展现出自己的力量。他们在办公室辛勤工作，在商店为家人挑选礼物，与母亲分享孩子考试的喜讯。
因为有事情，他们才会把没有必要的移动视为成本。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有效利用通勤时间，但对东京人来说，这些时间可能是应该去掉的无意义的时间，也就是“死时间”。
他们从车站到目的地，毫不差错地走着自己的路，像日本体育大学的集体行动一样，不会撞到人。在涩谷十字路口行走的人，都应该持有那所大学的毕业证书。而像我这样轻飘飘地走路的人，在这个地方也许格格不入。

有人说“在大城市里，人际关系淡薄，每个人都很孤独寂寞”，但我认为，他们也许正是为了寻求这种淡薄人际关系的清爽，才从充满粘稠羁绊的乡下来到这里的。

人类最初依赖自然，受其影响。产业革命后，人类开始努力控制自然，寻求独立。”上帝创造人类“变成”人类创造上帝“这种哥白尼革命发生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我试着通过这个观点来分析现代大城市的特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像台南这样的老城市和像上海和东京这样的大城市的区别，可以用“是”和“做”的程度来概括。“是”代表封建社会，出身、家世与年龄等要素在个人的社会关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而且这些要素都带有不会因为人们的实际行为而改变的意味。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无论是在权力关系上，还是伦理或者一般性的思考事物的方式上，与“做什么”相比，“是什么”成为了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在这种社会里，人与人相聚时，只要相互清楚对方的身份，就不用特意制定讨论的程序或规则，只要遵循“言行得体”的道德规范，对话就会自然而然地步入正轨。换言之，所谓纯粹的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在此没有得到怎么发展，也没有发展的必要。 所谓的公共道德，就是这种纯粹的陌生人之间的道德。

以儒教有名的五伦为例，这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前面的四种关系是纵向的上下关系，只有朋友是横向关系。然后，进一步超出了朋友关系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则没有被纳入儒教的基本人伦关系。这很好地说明了，儒教道德是典型的“是”之道德，而孕育出儒教的社会，其他的关系对这个社会而言并不重要，换句话说别人就是“不存在”，这就解释了相比日本都市社会为什么他们不在乎别人的存在。

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变得多元化，同一个人必须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生活，随着情况的变化扮演不同的角色。换句话说，人际关系不再是关于全人格的，而是变成了角色关系。在现代社会，即使是拜访已认识的人，我们也会先互相定好自己的角色，否则对方就无法理解来访者的身份或角色，以及要处理的事情。从"是"之逻辑到"做"之逻辑的转变，不是人们突然改变思维方式的结果，而是由于城市化、交通发展和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化。因此，以目的为导向的关系和制度的比重不断增加。公司、政党、公会、教育机构等，标志着近代社会的特徵。这些组织本身就是基于行动原则的。这些团体存在的理由，离开了特定目的性活动就无法想象；而团体内部地位和职能的分化也源于完成工作的必要性。不同于封建君主，公司的老板或团体的领导者的权威并不是来自于他们的地位，而是来自于他们的业绩，这是评价其价值的标准。

武士必须时时刻刻像个武士，否则就不配做武士。但是，公司的老板并非如此。他和下属的关系并不是全人格意义上的，只是在工作这一方面的上下级关系而已。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明白，“是”之社会和“做”之逻辑的转变，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会在所有领域都以相同的步调前进，也不会因为社会关系的改变而自动地改变人们思考事物的方式或者价值观。不同领域的转变速度会有落差；同领域内，组织的原理与运作组织的人的道德之间也会有错位。因此，虽说同样是近代社会，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异。
从“是”到“做”的转变，东京和中上海经过的过程有所不同。黑船来后的170年当中，日本经历过日清日俄战争、关东大地震、大东亚战争、战后复兴、安保斗争、泡沫经济、失去的30年。中国在阿片战争后经历过了王朝的结束、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香港回归。日本传统的身份”急剧地瓦解，简洁却又鲜活地刻画了价值标准从家世产等“是”之价值向“做”之价值的历史性转变的意义。在近代日本充满活力的“跃进”的背景中，这种向“做”之价值的转换，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日本近代的宿命般的棍乱也源于此处。一方面“做”之价值以猛烈的势头不断渗透，另一方面“是”之价值依然根基深厚，加之以标榜“做”之原理的组织，常常因“是”之社会的道德习惯而固化。

那么，上海是怎么样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历了比日本更快的发展，中国社会从教育内卷，到职场内卷、经济内卷，内卷现象充斥着各个行业，连小学生都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是让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不仅仅是自己上海的生活，周围人的生活也是值得观察的。然后，与其他社会的生活比较起来，可以更多地了解什么是生活。